導讀-「中國大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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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中國大歷史」是黃仁宇繼「萬歷十五年」後的著作,也可以說是他的傳世之作,黃仁宇寫作的特點是重視歸納,著重整體性而非是精密分析,這跟他個人經歷有不小的關係,有看過他在台灣接受訪問與座談的人,大概可以知道他真正想作的事情。節錄一小段他與南方朔的對話,南方朔問黃仁宇,似乎有輕視道德層面的傾向,將一切都歸納到技術因素,並認為如此歷史學家的春秋之筆又要如何?黃仁宇沒有正面答覆,他只是說凡事都有前因後果,從大處看往往可以看到很多當事者的無奈。兩人的觀點一較便知。

中國大歷史很像是一種「散文」,將上古夏商作一章,春秋戰國一章…直到最後民國建立,以三個中國的大帝國作為綜整處,其他的五代十國等等紛亂時期,則用以反面解釋。解釋的時候不從道德層面分析,這跟我們以往看歷史書籍,常常說哪個人貪贓枉法,哪一個人又清廉自持這種觀點截然不同。黃仁宇用一種很技術性質的方式切入,用筆者認識的幾個老師來說,常常有一種傾向,那就是偏向科學解釋的老師很容易接受,偏向找出對錯的老師一時很難接受,因為這一套講法,非常的具有「技術決定論」、「地理決定論」的特色,這種論點又常常被精密分析的學者所不齒。筆者認為這純粹是一種視角的問題,對錯與否讓讀者自己去思考。

由於黃仁宇寫作方式並不艱深,筆者不打算一一介紹內文章節,僅對其基本觀點作解釋,以便讀者可以先有一個概念,避免陷入不知黃仁宇想要表達的觀點。

中國大歷史的第一篇,就提到了上古時代的夏商制度,他從考古史料等推斷當時的生產方式,以及推斷其官僚體系,從而得出其帝國樣貌,大體上是說周人用了一套有效的土地方案,並佐以道德性質的倫理概念,這也形塑了數千年來中國人的性格。春秋戰國之緣起,黃仁宇的解釋是,當周建立後,一套籠統但有效的制度被施行,但數百年後因為穩定的時代造成人口激增,許多部族諸侯之間原有的無人地帶漸漸消失,避然產生彼此的衝突,直到周王被殺,遷都東方,逐步失去其道德上乃至於實際上的重要性。黃仁宇並列舉了土壤、風向與雨量等的資料,並引用孟子等記錄,說明了當時戰爭的主要原因,其實還是糧食問題,並說明了儒家對中國的長遠影響,其實是建立在一種必要之惡上,也就是中國以黃土高原開創,廣大的土地與眾多的人口,讓中國在命運上必須為一個大農村結構。請讀者注意,黃仁宇在往後十幾章,都不斷強調這個事實,一個大農村結構是扁平且巨大無變動性,這使得任何的改革都會面臨上層與下層組織的不協調,終至妥協或是失敗。

他對秦始皇的評價並未道德化,他以兵馬俑做為例子,說明要搞出這麼龐大的藝術,必須動員極大的人力,在其中必然涉及到組織的管理與再造,就算這種龐大的藝術只是為了榮耀某人,但其實說明了一個統一的帝國,秦始皇有其歷史功績在。而繼承了秦的漢,更說明了貴族的統治力量已經全面消失,不然不可能有那麼多的布衣卿相,漢武帝徵伐匈奴,證明了帝國的強大潛力,但這到頭來仍然是一個農村式的組織。讀者在這邊就要開始認知到黃仁宇的第二個概念,那就是抽稅的問題,中國可以說是全世界直到二十世紀,還在直接且廣泛的向農民徵稅的國家,但這種稅基很小,又欠缺公平性,往往只依照地方官與鄉里老者主持公道,也難怪悲劇叢生,黃仁宇在其他的著作中有提到,沒有累進稅率,這種廣泛的稅率只是讓最低層的農民承擔痛苦。大體來說,稅收的問題仍是其主旨,在後面章節中也提到,即使到了民國,國民政府在抗戰前實際上全年稅收不過數億美金的價值。

之後可以直接跳到第二帝國唐,讀者若問筆者為何如此跳躍,那是因為黃仁宇的基本思想,前兩個已經見諸於秦漢,實無多加說明之必要,由讀者自行觀賞秦漢到隋唐之間的敘述,更能心領神會其意義。唐的特徵是簡單易實行的土地制度,帝國初期又有良好的皇帝跟官員,在人口與土地的使用還沒有太大矛盾下,官員有很高的自由空間可以運用,但這一些到了後來社會組織膨脹後,就開始了停滯的局面,這個局面就跟第一帝國的狀況是一樣的。曾有人指責安祿山叛亂天下,長安歌舞升平,物資充足,皇室更是生活逸樂,若將此花費用於國防多好,但黃仁宇指出了其不可能,也是其第三個觀念。那就是資源的分配與運用,若無良好的系統則根本不能實行,縱然真的付諸實行,又要如何將這些人力用在國防上,又要如何將大量的絲綢絹緞換成實際的刀槍馬甲?這說明了黃仁宇對中國大歷史的另一個概念,物流系統沒有辦法產生,而這正是其整個歷史觀中最重要的部分,意即「數字管理」。

這個概念在宋朝被黃仁宇加以推廣運用到極限,他以王安石變法為例子,指出王安石其實已經看出了商業活動的基本精神所在,王安石對神宗說「不加稅而國足用」,就是一種利用金融手段達成的效果,這在王安石擔任縣令時實驗過,並且得到了良好的成果,這也是他們以為新法不得用的原因是出在人為因素上。黃仁宇的觀點是,因為數字管理不能實行,所以新法失敗為必然,其成功只能建立在小規模的實行,並有由意志力的人推行。數字管理的意義,讀者身在現代應可明白,也就是各種產品都可以用貨幣衡量,我們稱這一些金融放貸等等叫做金融管制,但實際上在宋朝別說金融管制,要作良好的金融管制,必須有法律規範各種利權,而這一切宋朝的商業組織都完全不符合,因為這是一個建立在農業上的帝國,商業始終都脫離不了道德約束,遂使得一切的新法成敗都不是建立在法律上,而是個人的實行上。無法在數字上管理是黃仁宇在各種書集中一再提到的論點,讀者需要對此有深切的認知,這其實就是亞當斯密的論點。

明朝則是一個全面性的退後,因為宋朝的失敗太過慘烈,蒙古人的統治則過於深刻,朱元璋的成功完全建築在農民起義上,這使得保守成為一種思維,但明的作法無異於宣告中國為全世界最大的農村集團。換言之,現在許多人稱頌的鄭和下西洋,其實已經嚴重衝擊財政與傳統秩序,在一個沒有大型商業組織的國家,這種對外行動並不能帶來商業利益,自然也就沒有持續的可能。讀者對明朝這兩章可以詳細的閱讀,畢竟這是黃仁宇歷史的本源,他上一本書萬歷十五年可是專門探討明財政問題。

至此黃仁宇的三個觀點已經被解釋完畢,意即中國向來免不了幾個因素,其一為地理性因素,使得這個帝國自始自終都具有農村性質。其二為財政因素,一個龐大的農村構成的稅收系統,稅收雖然廣泛有效卻不多。其三是數字管理,要造成資本主義的興起,一定有法律條文保障個人利權,不然不能使得商業興起,沒有龐大的商業組織,則不可能產生數字管理的結果。這使得中國
成為一個大型農村,一切的維繫力量來自於制式的道德觀,皇帝不過是一個大村莊的莊主,與其說是皇帝統治人民,不如說是人民需要一個皇帝作為最高的道德標準。但這種標準無法產出現代金融體系最重要的一個環節,那就是獲得利潤,光是儒家批評獲利是不道德,就夠足以讓商人擔心這些科舉出仕的官員了。

整體來說,中國大歷史是一本用宏觀視角看中國歷史的書,無關道德批判與針貶春秋,黃仁宇純粹是就一種技術觀點,來探討中國的歷史脈絡。大體來說,黃仁宇的經濟觀點來自於亞當斯密,並用這種技術性質的觀點解釋中國何者能何者不能,何以能又何以不能,這必然帶有一種「宿命論」的色彩,正如同賈德戴蒙寫「槍砲、病菌與鋼鐵」一樣,被批評為地理決定論者。筆者不打算評判這種說法的對錯,但批評地理決定論者的人,也往往犯了見樹不見林的錯誤,這並不是說當事者顢頇不堪,這純粹是所受訓練的問題,要一個所受訓練全部是史料,並從史料「發掘」歷史的學者,去接受另一套「宿命論」的觀點,這對於習慣於針貶春秋與強調事在人為的學者來說,無異於要放棄自己信仰。

但我們可以從雙方不同的觀點,得到讀者自己的體會。這是筆者想要介紹一本「大歷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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