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政治運作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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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政治運作的基礎
2005/06/07 by lucifer

        一般的民眾,在看待國家運作的時候,常常陷入一種不自知的矛盾,這種矛盾就是對權力與權威的認知差異,但這牽涉到的問題太多,沒有具備一定程度的人,根本就難以理解。但若從其他方面來加以解釋,則會對一個國家,之所以是一個國家的理由,會有所簡單的認識。而在台灣,這類型的問題看似更加嚴重,但事實上真的有比其他國家嚴重嗎?未必。       

認同感


         基本上認同感是一個「民族國家」的必備要素,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並不是依照民族來分,而是依照認同感來分,你住在德國的巴伐利亞,你自認是德國人,但你會自認自己是從前一個叫做巴伐利亞公國人嗎?若以美國為例子,則這種狀況會加明顯。事實上,舉凡愛國主義、歷史情操,或是一些以認同感為主,但卻不敢或不想自稱為民族主義者,其實通通都是一種民族主義。

        認同感是一個國家的基本,但卻非絕對必要,這並不是一種弔詭的狀況,而是實際運作的情形。如英國來說,蘇格蘭、威爾斯與北愛爾蘭都有強大的分離主義,他們會自認自己是蘇格蘭人,是威爾斯人,但即使如此,他們卻一樣要繳稅給英國政府,一樣要盡義務。誠然沒有認同感,會形成一種認同危機,但如果國家的體制運行良好,認同感就並非是先決條件,換言之,如果是一個已經完全獨立且穩定的國家,基本上是不會發生因為認同感,而產生各項危險,乃至於內戰。

        台灣其實根本上並沒有認同感危機,這是基於現實的實際狀況,而非是情感上的認知,類比最適合的就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都自稱自己是哈薩克人、烏克蘭人,這些地方就是沒自稱為蘇聯人,所以蘇聯瓦解快速,直到自稱是俄羅斯人、烏茲別克人等等的想法確定下來。台灣的認同感,絕大部分都是來自於非民族問題,應該說台灣的認同危機,其實以外界的角度來看,頂多只是路線選擇差異,本質上通通都是台灣這個民族國家,至於你要如何去詮釋台灣,那是個人的角度問題。

        認同感是國家建構的條件,但並不是政策方向的理由,台灣現在的各項運動,不論是獨立還是統一,說穿了都只是一種希望重建歷史的作法,而不是基於認同哪一個國家產生的,台灣並不存在認同哪一個國家的問題,因為在嚴謹的定義下,認同台灣與否,根本上是屬於政策路線問題。

        簡單的說,你會稱呼台灣獨立主張者,是一名「中國分離主義者」?還是你會稱呼一名贊成統一的人,說他是「台灣分離主義者」?這種差異在後面幾項會說明。


正當性


         正當性跟認同性,經常被人弄混亂,尤其是在選後的台灣,更是如此。實際上正當性的根源是一種義務感,換言之是對權威的認同程度,一個正當性不足的國家,其警察與軍人的比例會跟正當性的高低成反比。這說明了正當性是人民對政府的一種認同。

        具體來說,就是你會把政府的統治權力,當作是一種正當的,你會對「違法」的人感到憤怒與羞恥,你會自覺服從一些義務,是必要的行為,不論你願意不願意,你就是會去作,那這就是正當性的詮釋。正常來說,這是緊接於認同感之後產生的,有其先後次序,先有對國家的認同,才會有對國家權威的正當承認,但這種情形只發生在初始狀態,也就是只有在國家權威「還沒」建立前適用。以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為例,這些共和國獨立後並沒有發生內戰,國內並沒有同一群背景類似的人為了兩個不相干的名號大打出手。這其實揭露了正當性的一種前提,那就是人民心中對國家的認同,這種認同是潛在的,而不是掛在嘴上說的。

以台灣當例子,認同感並未如一些學者所說,產生了分裂,事實上過去數十年的教育,都在灌輸民眾對國權威的認同,所以你不願意也是要去繳稅,你不甘願還是要去當兵,就算政黨輪替後,國民黨稱民進黨沒有正當性一樣,這根本是鬼扯,因為實際上的政府運作,一點都沒有改變。大喊「民進黨政府」無正當性的人,到現在為止也沒聽過有人因為拒絕繳稅被逮捕,或者逃兵被抓,這其實在在說明一點,那就是台灣民眾對政府的正當性,早就已經深表認同。這更深一層的推回認同感,也可以表達出台灣民眾的認同感實際上相當的統一,只是對名詞上的認同不一致,具體說,就是都認同台灣的實體,只是對代表的名號有著極大的不同,這頂多算是政策路線不同。算不上是沒有正當性。

        台灣不存在正當性危機,這其實拿美國為例子就很清楚,兩千年大選後,有不少美國人認為布希沒有正當性,不是總統,但我們會怎麼稱呼這一些拒絕布希的人?我們會認為他們不是美國人嗎? 


貫徹性


         貫徹性是一個政府的具體作為,簡單說就是行政院的政令,會不會出了台北市就沒人理會了?政府的政令能否具體的被實行,就表達出了貫徹性的特質,一般來說,距離首都越遠,政令的貫徹越困難,常常會讓較遠地區不願意遵守法律。以台灣來說,比較有名的例子就是屏東議長,可以在地方呼風喚雨,直到被中央的檢警抓走為止。但這種狀況只是貫徹性的一種表徵,實際上貫徹性的危機,比較常見也實際在發生的,是官僚體系的阻礙。

        官僚體系在各國都是一種問題,由於官僚常常是經由一些考試,或是經由年資爬升的,這會導致一種狀況,由於政務官並不比事務官熟悉實際的事務,所以會產生實際老闆是誰的問題,表面上看起來這是一種穩定,但換個角度看也是弊病的起源。由於官僚體系的抗拒改變,或者是陽奉陰違,所謂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最直接的造成政務官的政策根本上沒有得到推行,產生了貫徹性
的危機。

        在專制體系的國家,高層政務官可以很乾脆的派軍警直接接管,但民主政府可不行,從軍警的人數可以看出一個專制政權的政令貫徹危機程度,從一個民主國家的官僚態度也可以看出其貫徹危機。台灣嚴格說起來,因為官僚產生的貫徹危機,比表面上的認同危機要來的嚴重,尤其是一個數十年如一日的官僚體制,更是積重難改,具體的表現在很多政策上。

        例如教育政策,當執政黨更換的時候,其實就表示了民意的選擇,但是教育官員乃至於傳統考選出的教職員,抗拒的程度早就不是新聞,這直接導致了政策的跛腳,甚至是失敗,因為實際上的改變只有在表面,其他的實際執行上,根本就沒有差異。其他像是為人詬病的包工程,若是中下層官員在執行新政策的時候,一如往常,該圍的就圍,該綁的就綁,只是讓利益團體換一批,那對民眾來說,自然完全感受不到政府的存在,甚至產生對認同性與正當性的危機。這也嚴重阻礙了民眾的參與。 


參與程度


        一個國家的民眾,在滿足了基本的衣食需求後,通常的進一步要求就是對政治的參與,以英國為例子,實際上也是經過百年的抗爭,上層菁英才在各種壓力下,逐步擴大選舉權,而民眾為了保護自身利益,而參與政黨組織、利益團體,以謀求自己的最大利益。通常會因此產生一個完整的議會,然後是追求執政權力。

        對一個國家的民眾來說,參與政治的熱情,通常與一國家的參與程度成反比,也就是越是民主化的國家,就越少人對參與政治有熱情,這其實反映出了一個國家的政策貫徹程度,民眾只有在自己感受不到權力,感受到自己是被任意宰割的時候,才會激烈的要求政治權力,通常已經有完整的政府,可以經過有效的選舉、遊說乃至於制度化的貪污,達成其目的的時候,鮮少會有人對公開參與政治表達熱情。話說穿了就是不需要。

        具體的例子,比較像是工會組織、政黨團體等等,民眾藉由參與某些團體,來支持某一些主張,進而達成自己的目的,民眾也會藉由這種參與,來瞭解實際上自己在國家內的聲音,算是少數還是多數。台灣在這方面,嚴格說起來是嚴重的不足,甚至可以說已經產生了很嚴重的參與危機,民眾對政治要嘛就是冷感,要嘛就是過熱,這表現出了民眾對於政令貫徹的疑慮,簡單講就是民眾不相信可以藉由參與,來達成增進其利益的目的。

        當然這跟文化背景有很大的關係,但平心而論,這跟官僚制度的僵化有很大的關連,民眾無法感受到參與政黨組織,或是工會團體可以達到其目的,更具體的說法,就是政策方向與路線,與實際的利益扯不上關係。總之一句話,民眾感受不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要解決這種問題,根本上要從對國家的認同感做起,不僅僅是實際上表達對政府的認同,而更是打從心底的想法,進而讓政令的貫徹能得到實行,而不會被僵化的官僚拖延或阻礙,導致民眾無法感受到統治權。 

        這種參與危機的根源,就是源自民眾不相信自己才是國家的主人。更進一步的危險就是容易讓民眾產生人治的思想。因為民眾懷疑自己當家作主的可能性,於是乾脆去支持明君聖主。


分配要求


        具體來說,就是當民眾充分的瞭解自己對國家的權利與義務,必且明白可以藉由參與獲得利益,而產生的一種要求,具體的說法,就是要求稅繳的越少越好,福利作的越多越好,乾脆一點就是錢多事少離家近,每天睡到自然醒。但很顯然的這是幻想,所以利益團體,政黨組織之間就會為了爭取這種幻想,產生激烈的爭鬥。

        基本上這種爭吵都是良性的,因為多數的民眾也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就好比美國遭到九一一恐怖攻擊後,民眾很自然的認知到,為了安全必須多少犧牲一點自由。換言之基本上不會有人認為國家可以不收稅,卻又能發給國民年金每人兩萬塊。但這種狀況必須基於參與程度高的根本上。

        參與程度高,表示民眾認為參與政治,是可以達成自己的目的,但由於極少有民眾認為獲利的好方法就是去當選總統撈一票,因為預期事後的損失會遠超過獲利,是故多半的民眾都會認知到「利群」跟「利己」的關連,具體的說法就是教師工會會表達某種訴求,例如下午五點以後上課必須領加班費等等,實際上可能每個人多不了兩千塊,若真要賺大錢,去擺地攤或搶銀行都還來的有效與快速,但民眾還是會根據「本分與職責」來區別這種群體利益跟自我利益的差異性。但當國家內的國民參與程度低落,就必須擔心一件事情,那就是民眾不相信參與政治,可以帶來實際上的利益,獲利的最好方法就是去選上一個議員,然後撈一票,其他人死活與我無關,換言之就是把民意代表當成合法的銀行大盜。

        當民眾對利群沒有興趣,常常是因為不相信有這種方法,更遠一點的就是被官僚制度橫阻,例如傳統官僚習慣私下收受賄款來打通關節,若是官僚沒有受到懲治或整體的行政有所改進,民眾就會認為政治參與的結果無效,還是用老方法好,這種利己的效果會導致分配的危機,簡單的說就是民眾根本就不在乎某些法案對整體國家的傷害,因為民眾根本上就不相信幫助國家等於幫助自己。

        以台灣為例子,就是稅年年減,福利金天天發,只要不要抽到我的稅,就是好政府,也無怪乎政黨競相大開政治空頭支票,民意代表只代表自己,反正民眾只有在選舉的時候會在乎。


        以上是基本的國家政治運作基礎,但並不是一種不可逆轉的情況,通常一個國家在面對各項危機的時候,都會有不同的處理方法。國家的認同感不足?公民投票來少數服從多數。分配產生危機?那就修憲或找勇者上台加稅。總之都會在體制內尋求解決之道,真正解決不了的,比較常發生在參與性上,畢竟官僚制度不可能一夕之間改變
要改變通常需要時間。

就以台灣來說,台灣其實面臨到的政治危機,並不是國家認同錯亂,或者是民眾只為了私利。根源上是因為台灣有強敵威脅,這會導致民眾走短線的心態。話說回頭,這並沒有什麼覺得好丟臉,或者是無法想像的事情。今天台灣面對的武力威脅,實際上是一種國際問題,相比於歐洲百多年前的征戰,台灣並不是什麼極端慘烈、可憐、無辜的國家,但民眾並不是每一個都博覽詩書,並不能充分理解這種威脅的差異。所以民眾選擇走短線,走牆頭草的中間路線,並沒有什麼好意外的。

不相信嗎?假如今天美國說要侵略海地,把海地變成美國的一個洲,各位可以想想,如果你是當地民眾,你覺得多數人會怎麼作?拿起武器抵抗侵略?
一般的民眾,在看待國家運作的時候,常常陷入一種不自知的矛盾,這種矛盾就是對權力與權威的認知差異,但這牽涉到的問題太多,沒有具備一定程度的人,根本就難以理解。但若從其他方面來加以解釋,則會對一個國家,之所以是一個國家的理由,會有所簡單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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