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未來戰略-9 (綜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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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戰略規劃的當今問題結論統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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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問題評析中,可以得出幾個大方向與具體可能的改善作法,所以作點基本的整合,以利於最終結論的歸納。

一、經濟
首先是經濟面,經濟面的初始分析可以知道,台灣的經濟規模與大小,大約是中等規模的國家,中等規模的國家「絕」不可能吃掉某一整塊的產業全體,達到近乎壟斷的優勢,但足夠發展幾個重點產業,足以讓一個產業的某一部份,具有絕對性的優勢,這種絕對的優勢也具有影響產業全體的可能。另外,在房地產與金融業的改革上,可以確認政府干預的問題太過嚴重,導致這兩個產業一直都不算真正的自由市場,一旦某產業並不受市場力量左右,而可以藉由非市場的力量獲利,而這兩種產業又偏偏算是各產業的基礎項目,那更可以知道經濟面上,台灣根本上就不算是市場經濟,更可以說市場失靈是假議題。
故,在積極面上可以得出,台灣的競爭力項目,一個是在農業這種具有地理、氣候特性的產業,簡單說香蕉就是熱帶作物,想在北極圈種出香蕉,所額外花的成本遠遠高過專機運送。另一個就是科技產業,台灣的教育水準算是非常高的,理當可以發展出幾項重點科技技術,但由於政府動輒以補貼保護低競爭力企業,又提供優惠稅率形同二次補貼,顯然無法達到自由市場下的自由競爭,不能從根本上汰弱留強。
在消極面上,房地產與金融業,幾乎是每一個產業都需要打交道的,大凡任何產業都需要土地與廠房,也都需要跟銀行調度資金,但這兩個產業卻最多弊端,充分顯示出政府重重管制與干預下,提供極大的競租空間,造成無意義的浪費。這等於反過來干預到積極面的自由發展,更會促使包含人口結構在內,長期性的社會弱化。
所以,可以得到經濟面的結論,就是市場並未失靈,因為根本就沒有自由市場過,表面上的市場也許是開放的,但政府實質用貸款補貼、政策上的干預處處可見。市場無法完全自由,是理論與實務上的必然結果,這不需要太過擔心,若強行立即的自由開放,不僅反對力量太強,還會促使這個已經弱化的經濟結構更加搖搖欲墜。所以必須採取整體漸進但個別產業激烈的手段。由於積極面的改變需要長期文化的培養,不然很難從根本上改變缺乏競爭力的狀況,故可以從消極面下手。
具體的改變,可以從政府全面退出金融著手,除中央銀行為宏觀的貨幣調控組織外,其他公營銀行都可民營化,甚至由外國接手亦可。再者是金融法規的調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險的部分,社會保險的最重大功能必須由社會自行負責,除非有極為堅強的社會傳統,不然國家經營社會保險,必定會造成極大的浪費。(PS:可以看看北歐,瑞典可是搞了兩百年以上,才有那些文化與價值觀,可以大搞社會福利。以丹麥的實例來說,前些年移民局某官員,收受相當二十萬台幣的賄賂,就成為數十年來丹麥最大的弊案。這種在台灣連零頭都不夠的賄賂,在其他國家叫做數十年最大醜聞,如果都還不能改變一些人認為台灣在文化與價值觀本質上仍然優越的想法,筆者只能說隨你去吧。)
二、軍事
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只要中國不放棄併吞台灣的想法,那麼軍方的最大假想敵永遠是設定中國,沒有道理反過來去設定對台灣沒有立即、明顯的土地要求的美國或日本,故軍方的戰略規劃構想,本質上是以美、日等與中國有利害衝突關係的一方為假定盟友,中國對台進行武力侵略為基礎,這斷無疑問。也許就政治上不能公開說,但實質上的戰鬥訓練假定,戰術演練的區域,幾乎都必須圍繞這個為主軸。
而從包括軍購與社會支持度來看,得到軍方的宣傳體系毫無效果的結論。每年數萬役男退伍的社會,反應出對軍方的看法,其實就等於是軍方實際的寫照,所以要改變軍方,幾乎可以肯定必須從組織等實際面著手,不能從道德等較為虛的面向看。所以軍方組織的改變勢在必行,而且絕對不能等,軍方任何改變從開始到結束,動輒五年到十年,現在與中國的軍事差異就已經很大了,繼續拖下去只是增加中國對台動武的勝算,危險是立即的。在戰略的規劃上,與近代國家的本質上,沒有道理放棄武力為後盾,進行和平談判的。
軍方的組織改變,海空軍等技術型兵種在近程規劃上比較難有成效,少子化代表技術人力越來越少而可以選擇的機會增加,所以必須調整人口結構,以利軍事組織的運作。要以本島防衛的最後構想作假定,連同文化層次的長程規劃,那麼以陸軍為主的變化就是立即且必要,連同政府組織的改造並行。
積極面上,可以加強軍方跟民間的民事工作,包括地方建設在內,軍方都可以進行合作的評估。並配合人口結構與房地產的政策調整,挑選適當地點進行軍眷住宅與軍事建設。軍方也必須將訓練拉出營區,軍官的平日戰術規劃就要納入在地化的考量,以實際的改變,促使民間逐漸接受軍方求變得想法。另一方面,取消戰略顧問一職,成立軍方出資的智庫,並強迫軍退轉任的顧問,必須同時擁有一定程度的學術成果,不能淪為酬庸。並降編或解散國安會,將國安會的功能改為以總統為主持人的跨部會協調,軍方同時間要將組織改編為參謀、政戰與軍令三個系統,統歸國防部長管轄,訂立長期且合乎國內外政治情勢的戰略規劃。
消極面的處理,必須兼顧現實與過去,曾為國家犧牲戰士的補償需要加以重視,同時間以特別法令來免除過去相關負責人的責任,以促成歷史的重新檢視,只有檢討過去才能面對未來。
在軍事層面上可以著力較多,基本上的概念是源自軍事要因的弱化,在筆者的模型中,經濟與文化上對軍事的壓迫,正好可以說明軍事面的弱化程度,此時進行外部的壓迫,或是說民意的壓力,那進行大規模的調整是可行的。軍方內部也需要競爭,以保持活動力與創造力,這點與民間企業並沒有什麼差別。(PS:太多人習慣用慣性的角度看事情,認為軍方組織絕對不會有什麼改變。近期就有軍人要納稅,卻用實質薪資增加來補回去,引發批評。實際上這正好可以作為軍方改革的理由,拿人錢財辦事,總不能打混吧,軍方越是想要掩飾與粉飾太平,民間的反彈也會越大,可以改革成功的機率也會越大。只是民間團體,包括政黨組織要攻擊對方向,政治面的表徵往往只是其他面的因素累積來的,光只要求政治面改善,本質沒有處理,根本無濟於事。)
三、文化
文化是不可能藉由政策去改變的,文化屬於隱性的因素,只可能從顯性的因素去做變化,然後藉由間接的牽引方式改變。在這方面上,我們可以從缺乏自信得出台灣在文化上的基本問題,但可以從人口結構等的改變,去促成價值觀的轉變。就以這幾個方面來說,台灣是否屬於海島還是大陸文化,其實一點都不重要。文化是不可能瞬間培養出來的,幾百年的歷史怎麼樣去算,也不可能比周邊動輒千年的紀錄要長。
面對現實吧,法國可以出一個太陽王,台灣除了姓鄭的海賊王,出過什麼人物?各國的殖民統治來來去去,又能說明誰才是真正的原住民?討論這種問題,最後一定會變成誰才是以色列這塊土地的原住民一樣,阿拉伯人說八百年前他們就住下去了,猶太人說他們兩千年前住過。那好在蟑螂不會講話,不然人類還真的沒得比。
所以,從文化面去加強,是不可能從歷史中得到自信感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從現在做起,並發揮移民型文化的融合優勢。前些年還可以用中國文化的精髓來與中國作區隔,但尤其國人對文化的認知太淺薄,導致融合的優勢發揮不出來,還被拆解成破碎的論述,直到今天還在互相砍殺。其實台灣面對的主要敵國,中國本身極端欠缺文化,文革將所有傳統價值全數打倒,導致現在的中國一切價值觀都物質化,這相對來說台灣其實有很大的優勢可以證明中國傳統的精華在台灣,既然這個機會失去,也就不需要再提了。
從文化上來說,可以作的具體改變,大致上只有人口結構的調整可以作,教育跟文化的相性是很好的,當教育的觀念還在科舉取士,那麼文化就會有負面的拉力,讓任何的教育改革往回走,這是無可避免的結果。所以與其強迫教改,從長期面來看,不如修正人口結構,人口結構又可以用經濟的改革來促成。總之,文化的改變必須建築在經濟、軍事等顯性因素上。
具體的作法,必須從教育面去著手,這是很困難但長期來說必須的作法,藉由教育的徹底自由化,改變價值觀單一的問題,這短期絕對不會有明顯且立即的效果,但以十年以上的中長程來說,效果一定會顯現出來,只要看美國在二十世紀初的教育體制,與經過六零年代的改變到現在,每一個改變都是在下一個世代中出現,然後隨著世代的成長,在他們主導社會的時候效果顯性出來。人口結構的改變是另一個面向,但這個改變的時間更長,這是由於人口結構除非是有包括戰爭、飢荒等劇烈變化,不然變化都是非常小的,不僅需要一代人,甚至要兩代人以上。但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當普設大學後出現的低分現象,實際上只不過是少子化現象帶來的一種供需失衡,從經濟學來看,當某種商品的需求面減少,多少會影響到供給面的改變,越是上層的改變當然越小,所以可預見的是台大、清大這些學校只有作法的修正,但越是中後段的學校則必須依靠徹底的轉變來改變。(PS:筆者家裡附近幾間私立學校,就可以看出經營者的遠見,有的學校就是會花大錢去培養菁英班,來提升排名與招收更多學生。有的學校就是會躺在那邊,想等12年國教來讓他們有飯吃)
所以歸納文化面的具體作法,還是要回歸到其他面向,其他面向幾乎無一例外,都需要解除政府的過多干預。短期來說,效果都很難有立即且具體的呈現,但長期來說,包括歐洲、日本與美國,太多先進國家都經過這個階段,沒道理台灣還假裝自己與別人都不一樣,這完全是標準儒家文化只會內鬥的現代化版本。
四、政治
政治面上,從先前的分析,大體上會得到很悲觀的結論,似乎沒有可以作的。這種政治結論跟一般人的印象相差不遠,但這實在是一種誤解,今天台灣並非獨裁國家,就算是專制獨裁國家,要維持統治也不可能全部上層指揮下層,上層組織一定是由下層組織支撐來的,差別在於我們要用哪一種方式來支撐。就以國家的生存來說,採用專制、寡頭、共和還是民主,本質上並無差異,但這是從國家的表象來解釋才會得到這種結論。大體上國家在國際間可以視作一種有機體,有機體就會有互相競爭的可能,這個競爭就是依靠國民來個別累積的。
換言之,政治上無所作為的最大原因,出在隱性的文化因素,造成長期的一種拉力,使得政治面上必須考慮價值觀的問題,這個價值觀可能是由政治人物在專制時期強行灌輸的,但灌輸後民眾的思考就不可能再簡單被重塑,這也是台灣民主化後出現的問題,也就是根本上就無法在細節處對民眾進行控制,故政客只能用大原則來作為符號號召。這種作法也沒有問題,問題在於政治雖然隱性上有文化的拉力在影想,實際上顯性的經濟與軍事兩個因素,最常給予短期內的顯著變化,故政治顯示出的現實問題,無論是輿論的呈現還是生活的感受,都與經濟或軍事有關。人民的感受是不可能被無限制的輿論操縱的,只要看現在政府的支持率,就可以知道民主化多年後的台灣,民眾越來越重視實際獲得的利益,一旦沒有預想的獲利,民眾的反應非常直接。
現在政治面上的問題,可以用很單純而且不怎麼真實的一段話來總結:「變化快速的經濟促使政府要因應時勢變化,但威權時代灌輸的價值觀,與全球化概念背道而馳,使得沒有價值觀可以依循的民眾,被迫找尋金錢等物質性的替代方案,這反過來造成絕大多數沒有或是無法有競爭力的民眾,在心理上拒絕這種趨勢。再加上軍事上無法與第一假想敵中國抗衡,形成一種對未來極端不確定的焦慮感,這種焦慮更加促使民眾選擇無條件投降或拼死抵抗兩種極端選擇,完全忽略近代國家的國際關係與運作非常複雜的現象。這更加壓迫到民眾對價值觀走短線,拒絕一切會有立即損失的長期改革方案。」
簡單說,就是一連串的迴圈環環相扣,表面上看起來,根本就沒有辦法動。但實際上要打破這個循環,說起來也非常的簡單。因為每一個環節都是互相有因果關係的,只是因為隱性的文化因素在其中形成了無形的連結,故只要打破其中任何一個鎖扣,就可以依循整個環節全數解開。這關鍵處就在是否能夠做出足夠的犧牲,當然被犧牲的對象絕對不會同意,但就整體的調控上卻是絕對必要,不然這些討論與原則,將會與一開頭的本體性完全不搭嘎,那也就沒有任何討論的必要。
故具體的作法,無論好壞與優劣,縝密評估的行動遠比輕率的行動來的好,行動遠比不行動來的好,換言之現在的台灣政治,需要一個改變的方向與作法。筆者認為,與其改變民眾投票趨向這一些根本是要十年八年才能改的了的,不如乾脆一點,利用兩個趨勢來推動一些政治組織的改革。首先就是立院大量失業的立委,統合他們的人脈,將立法院席次調整到兩百席以上,筆者蠻支持人口的三次方這種算法。同時對政黨比例代表來說,需要依靠政黨才能選上,反過來變成處處受到政黨的牽制,降低行動力,也讓酬庸型的立委太多,不如整合兩院制的概念,將單一選區的小選區立委保留60%以上,再將政黨比例代表改成大選區的競選。台灣並不大,單一選區等於是讓立委去搶縣議員的工作,這在權力結構上,是致命性的重合,會造成權利與義務的錯亂,並讓立委關注的事情越來越短期且區域性,跟立委需要作的主要工作完全不同。(PS:也許有讀者討厭權力結構,但這是幾千年來政治不變的玩法,除非讀者有更好的方案可以一次解決,筆者願意洗耳恭聽無視權力結構的改革法)
總統的角色更是嚴重,但由於現今選舉方式會促使總統採取「選後不理」的方案,所以期望總統自我了斷修改這種有權無責的假總統制,不如期待太陽從西邊出來。故從立院著手會比較單純,可行性也比較高,讀者也不需要太過擔心立院的問題,立法院在權力上屬於與行政機關對立的組織,在選舉結構上又必須在乎選區民眾的即時反應,立委人數增多反倒有利於反應民意結構,可以擔任行政機關煞車的角色。而且立委人數增多,相對代表行政機關要進行收買的數量變高,增加不確定性,更有可能促成行政單位作事情多方思量。(PS:收買是現實名詞,就算先進國家,議員也是會跟政府妥協的,就看政府願意花多少功夫去做收買,收買包括直接給錢,地位的酬庸,或是滿足立委對選區的支票要求。)
所以,筆者認為利用政客需要舞台的心理,回復立委席次,增加民意呈現的管道,間接促使政府機關的柔軟化,再找其他時機進行總統與行政院長權利與義務的問題,這等於是要進行修憲工程,所以無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必須馬上進行憲政工程的論述,這個論述必須儘量中性,不然不可能得到絕大多數民眾的支持,遑論通過的可能。
五、教育與科學
在教育與科學中論證了有關競爭力與自信心的問題,所以問題的歸納,可以確定教育制度本身無法提供多元價值觀,要增加對外的競爭性,第一個要作的就是尊重專業,避免過度強調勞動的唯一價值,造成非勞動型的專業人才不受尊重,形成整體規劃上,缺乏專業型統合、整理型的人才。這必須回歸到多元價值上,所以教育制度的變革是立即且必須的,只是到底要用什麼作法、方向,這可以再詳細討論,但大體上必須解放下一代的競爭力,就必須讓下一代再不受太多限制的教育上著手。當人數夠多,數量自然會促成質變,進而影響到產業結構的長期調整。
科學技術上的問題,根源自教育方面,與一般人想像的完全不同,科學技術的根本是一種看待人與自然的關係,而非一股腦的改善生活,這需要堅實的人文背景,不然一個技術的出現,有可能會對社會造成破壞性的影響,例如核子武器的出現,用法與限制被討論數十年,這不單單是權力的問題,還涉及到價值觀的不同。所以在台灣並不是欠缺科學教育,反倒是人文教育太差,淪於形式,這又牽涉到政治面綜合分析上,民眾的焦慮感促使他們選擇最快的方法,這都是短期有益但長期無效的選擇,但就民眾當下的反應來說是很真實且急迫的。人文教育的提升是非常迫切與需要的,但絕對不是漫無目的的發展。
筆者認為,從教育著手,就必須逐步的根除儒家文化在道德與價值觀上的影響,儒家文化發源自農業國家需要長期且穩定的發展,延伸出的一套東方特色的人與君的關係,這種近乎絕對主義的教條,可以幫助大型農業帝國的長期穩定,但絕對不適合現代的科技文化。今天台灣若再走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老路,這死路一條毫無機會,但台灣並沒有千年傳統可以發展特有文化,所以重視文化面的融合就是非常必要的。筆者在教育這方面,認為採取自由的態度比較好,價值觀的融合與產生,需要長期的對話,與其我們強行設定一種價值觀讓下一代去學,不如改為開放式,純粹是資訊提供的教育法,讓下一代自己根據需要挑選出適合的價值觀。但這種作法必須由我們這一代,現在就開始建立出一套論述開始,我們這一代必須建立幾個方向的論述,讓下一代在挑選的時候,有比較完整且連貫的東西可以比較。人的價值觀是隨著年紀越來越僵硬的,上一代已經不可能改變,那麼下一代又處在變化多端的時代,我們中間這一代,必須挑起整合的工作。
簡單說,科技與教育面是一體的,在台灣並不能進行兩方面的修正,完全是因為台灣根本就沒有一套完整的價值觀論述,如果是在有新教傳統的美國,或是有數百年特有文化的歐陸諸國,那有前例可循下,是不需要太擔心走偏的問題。但台灣與中國,長期處在儒家思想下,但這一套不僅不適用現代社會,更在文革與台灣的威權統治下,喪失千年以上的傳統。儒家文化的重新詮釋與再定義若不作,只想要找尋現成的例子佐證老祖宗的智慧,那會亡國滅種一點都不冤枉。(PS:筆者也不認為亡國會怎樣,筆者比較屬於柏楊那一派,自由的地方就是家園,這個國家死氣沈沈只會回顧過去,想要用管制手段來維護傳統,那就乾脆滅掉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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