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百年大慶 – 保路運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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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了,簡單說,一個時代的失敗者並非笨蛋,笨蛋是不會在那個位子上的,但革命就是這麼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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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其實只是想保住自己的一點點利益而已,保路同志會的立憲派們,並不打算要採取激烈手段抗爭。他們最後採取的罷市、罷課作法,與其說是絕望的行為,不如說是一種籌碼,要逼川督趙爾豐表態與北京的態度轉變。

 

但卡到兩個問題,其一是私人的,鐵路大臣端方算是親袁世凱的,但郵傳大臣盛宣懷可是袁世凱的政敵,在私人鬥爭上與鐵路總局一系的頑強鬥爭,且盛宣懷以照顧自己的產業利益優先,自然不會在乎這條與他無關的川漢鐵路。其二是公開的,川督趙爾豐本身就是挺鐵路國有政策的,根本上就想要瓦解保路同志會的勢力。

 

總之不管如何,罷市、罷課勢在必行,不然也找不出其他抗議的方法。但一開始抗議就脫序了,在四川各地都發生民眾搗毀巡警局、稅務機關的事件,彷彿被後有一支無形的手再推動事情的發展。川督趙爾豐跟立憲派要人蒲殿俊、羅綸緊急商議後,組成一個維持會,目地是要維持社會的安定,希望罷市的行動不要引發變亂。(註:雖然沒有太多直接證據,但事後推斷這些暴動,應該多與革命黨人拖不了干係)

 

維持會剛成立,就有反對派跳出來指責立憲派出賣了川人,更糟的是不久出現了一份「川人自保商榷書」,名為保護四川利益,且支持君主立憲制度,但細看內容條文,這個自保等同四川宣布獨立。這份文件讓立憲派大吃一驚,更讓川督趙爾豐大怒,在盛怒下趙爾豐將立憲派首領全部都抓起來,引發四川更大的動盪。(註:事後證明應該是同盟會的朱國琛所著)

 

雖然趙爾豐冷靜後,也認為此文件必然出自同盟會之手,但輿論一時之間是認為此乃立憲派所為,在加上已經跟立憲派撕破臉了,也沒必要保持既聯合又對抗的模糊行為,乾脆幹就幹到底。(註:這就跟台灣抗爭很像,常常是時勢所逼,不得不繼續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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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憲派的首領,蒲殿俊、羅綸等人在四川名聲極佳,當他們遭到逮捕的消息傳出後,成都市民譁然,鄉紳名士總督府營救,一般民眾則跪求請願。趙爾豐也非蠢人,他找來成都將軍王崐來一起擔責任,結果吃了軟釘子,認為因為政見不合殺人實在不妥,布政司尹良則宣布戒嚴宵禁,嚴防意外發生。

 

但該發生的就是會發生,「成都血案」成為壓垮駱駝最後一根稻草。事情大致上是這樣的,當請願民眾一波接一波,如潮水般湧入總督府門前,由德高望重的名士領頭,數千百姓在後,在最前方抬起光緒皇帝的牌位,要求進入總督府。若根據英國領事的報告,當時的狀況一開始,只是單純的對空鳴槍,結果民眾並不害怕,反而向前推擠,隨後士兵就朝人群開槍了,四散逃命的民眾散去後,留下數十具屍體。(註:這其實有私怨的成分在,跟總督府的駐軍軍官有關。)

 

在成都血案數天後,出現了著名的「水電報」。由於成
進行極為嚴格的通訊管制,電報發不出去,民眾也無法任意進出,想要藉由此大好良機舉事的同盟會人,焦急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此時有人想到,平常掩護他們活動的農事試驗場,有大小方正的木牌,用來寫各種植物名稱用的。於是他們將這些木牌上寫上成都發生狀況,各地同志自保自救等大字,順著錦江放流而下。

 

數十塊木牌,順流而下後,被同盟會人撿拾,又照樣仿製數十塊順江下流,把起義革命的信號最遠傳到了武漢。結果四川各地的同盟會人,招集地方的哥老會眾,組織同志軍,與其他一些哥老會首領宣布起義。在同盟會的煽動下,對從川漢鐵路興建開始,川人對官府不滿的情緒爆發出來,數十萬群眾浩浩蕩蕩要向成都進軍。

 

這時候的趙爾豐焦頭爛額,發了電文請示中央,結果北京內閣權鬥,根本不理會趙爾豐,只回覆了官式說法:「你川督總理四川,本就該自行解決,快想辦法解散保路同志會,把那些叛軍都消滅掉。」問題是如果這麼簡單,趙爾豐怎麼會搞到今天這局面。

 

狀況說複雜很複雜,說簡單倒也簡單,那就是局面的發展已經不受控制了,而且當下的狀況,並非是土匪盜賊流竄,而是一群四川的鄉親父老。趙爾豐就問過旗下軍官,強力鎮壓的可能性有多少?回覆也很簡單:「要他們打盜匪沒問題,要他們打自己父老?根本就作不到,士兵不會理會這種指令的。」(註:跟俄羅斯反對政變的狀況很像,軍隊最後決定站在父母兄弟這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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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亂局下,北京出了一張王牌,將前任川督、兩廣總督岑春煊再度派任四川總督。這一張牌原本不是要這樣打的,原本內閣的意思,是請出賦閒的袁世凱入川督軍,以他的聲望能力定可順利解決問題。但攝政王載灃跟袁世凱是政敵,這個議案是他絕對不能接受的,在討論下決定派任袁世凱的另一個敵人,也就是岑春煊出馬。(註:鬥爭不見得是為國,為國的卻一定要鬥,這是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退一步無死所。)

 

有趣的是,岑春煊很清楚四川的狀況,所以離開上海赴任前,就發了電報給成都,在路上不停的發,每一封電報都是呼應川人要求,除了立即釋放蒲殿俊等人外,就是會將川漢鐵路的補償款,照原價發還現銀。這些政策都與北京中央牴觸,自然不見容內閣,岑春煊就採拖字訣,到了武漢已經是929日,向發出了幾乎是攤牌的電報:「若不能將股款全數發還川民,則我能力不足請辭。」

 

當然,讀者也清楚,這隱含各方人馬鬥爭,以及龐大利益與同盟會的煽動,任何一方認輸就是政治自殺,岑春煊清楚知道問題在於川漢鐵路的補償,但礙於內閣鬥爭,始終沒有結果。所以岑就在102號發出電報請辭,北京也就順勢批准辭呈。如各位所知道的,八天後發生了辛亥革命,岑春煊見大事不妙,連夜搭船逃離武漢。

 

到此,誰才是真正的保路運動幕後黑手,讀者應該心知肚明了。就是同盟會,屢屢在關鍵時機鼓動民眾情緒,在轉機出現時製造危機。在這混亂局面下,各地同志軍圍住成都,辛亥革命後全國大亂,趙爾豐跟北京的消息幾乎中斷,他得不到中央的狀況,只能苦等欽差大臣端方,率武漢新軍馳援。

 

但他不知道的是,端方帶領的武漢新軍,入川後不久,於辛亥革命爆發後,就把端方兩兄弟殺了。這個援軍永遠都不會來了,在對外消息不通,遲無援軍的狀況下,被成都的有力紳商逼宮,先釋放了立憲派首領,再被迫宣布四川獨立。他這麼作實在有其苦衷,更重要的是他手上還握有軍隊,進可攻退可自保。

 

而這些保路同志軍,說實話也不是什麼好貨色,除了少數同盟會員率領的外,多半都是地方哥老會成員,搶地盤的意外濃厚。革命不過是一個口號與大義名分罷了。他們爭奪地盤到互相爭戰,四川亂局直到1912年,整個四川同志會各路軍,在成都軍政府與重慶軍政府合併後,才逐漸穩定下來。

 

保路保到最後,保到了什麼?其實什麼也都沒保到。官想要保住的地位沒了,紳想要保護的利益也沒了,民想要保有的安定更沒了。但四川亂局怎麼產生?這又跟大環境與時代脫不了關係。總之,清王朝末年,基本上是積病已久,各種問題叢生,又無法根治,治標的結果是累積更多的民怨,累積更多的火藥桶。

 

只差引信一條,小火柴一根,必定炸的天翻地覆。差只差在誰去點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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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川督趙爾豐,在宣布四川自治方案後,將民政工作交給蒲殿俊,軍事工作交給朱慶瀾。再多方遊說下,交出了總督印信,此時他手上還有兩萬軍隊,庫銀八百萬兩,若他沒有平穩交出政權,狀況會更糟。但他對革命欠缺認識,不曉得革命是新舊之爭,往往是沒有道理的,時任四川軍政府都督的尹昌衡,用溫情攻勢將趙爾豐手上最後的三千防軍交出,就於隔日逮捕趙爾豐,押赴刑場斬首。

 

鐵路、欽差大臣端方,行經武漢時已經發現狀況不對,調借兩營新軍保護入川,但他沒想到這兩營新軍正是同盟會滲透最多的。軍隊行到資陽,武昌起義已經大成,黎元洪被推為鄂軍都督。這兩營新軍人心浮動,端方處在凶險之處力求保命,但說理是沒有用的,端方與其弟兩人於夜晚脫逃時被新軍抓獲,就地處斬。首級被送回武漢,黎元洪見狀感嘆不已。

 

蒲殿俊後來擔任大漢四川軍政府都督,但因為發不出薪餉,軍隊叛變。軍隊打劫了成都所有銀行跟店鋪,全城精華付之一炬。蒲逃出成都,後來成為段祺瑞內閣的官員,於辭職後淡出政壇,後於1934年病逝北京。

 

羅綸於蒲殿俊出逃後,擔任副都督,並無太多實權。都督尹昌衡深知槍桿子出政權的道理,緊抓不放。後羅綸當選國會議員前往北京,連任兩任後回鄉,1930年病逝故鄉。

 

布政司尹良,僥倖於革命後保住一命,參與清史稿的編篡,後來不知去向,行蹤不詳。

 

周善培原為能臣,因為在川中辦事得罪太多地方仕紳,導致四川同志軍將周善培視為逮捕立憲派的禍首,欲除之而後快。後得友人之助,全家逃出四川,定居於上海,自始自終都沒有擔任過革命後的民國官員。於1949年後,擔任過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於1958年病逝上海。他算是清官中遭遇比較好的一個了。

 

 

 

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在筆者這三篇中出現的人名,幾乎全是當代名士,若非科舉進士,就是功績卓著者,沒有一個人是蠢蛋。但時代的變遷就是這麼,每一個人都在替自己的生命著想、前途打算,都在關鍵的時候選擇了一邊靠,有的人因此爵位加身,有的人則身首異處。

 

變的是鬥爭的型態,不變的是鬥爭的本質,直到今天還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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