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談part29 在戰略學角度中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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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言論只代表戰略學中的特定一派觀點,純粹是比較白話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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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跟自由是不一樣的,只是兩者的相容度比較高,相信多數讀者都可以理解這之間的差異。只不過在戰略學中(註:筆者個人主要碰的,以下的戰略學,均指稱偏筆者以權力分析的這派),我們對民主的認知,並非一般民眾在課本上說的,民主制度的權力屬於人民,主權在民是也。(註:權力者,支配資源的能力)

 

恰恰相反,權力從來就是屬於少數人,以前是、現在也還是,以後沒意外也應該會是。戰略學派對出現現代民主的認知,就是現代徵兵制的出現,使得統治階級已經無法單純的用錢買到傭兵、用領地與農民去養職業士兵(註:武士貴族),或用高額的賞金、地位的改變,用以鼓勵加入軍隊的普通農民奮戰到底。(註:武力是需要人去執行的,這不是打電動,一個人可以真的打幾百個)

 

當軍隊數量,從千百人變成數十萬、上百萬的一般充員兵,且人人有槍的時候,統治階級就必須雙管齊下。一方面在教育上與宣傳上,讓一般民眾產生國家的認同感,另一方面則要放出部分權力,讓民眾對國家擁有一種真實的參與感。若非拿破崙發起無限戰爭,把所有人民綁在一起,他也無法將整個法國的力量驅使到極限,使其成為個人擴權最大的工具。(註:沒有人會毫無理由的,去保護不屬於自己的東西。且要給百萬士兵人人豐厚獎勵,國家會破產)

 

簡單說,民眾若對國家沒有認同感,手中又沒有可以影響政局的權力參與感,根本就不會相信「國家」這檔事。就戰略學的觀察,不管你是程序正義、過程完全合法,只要最後的結果,是讓民眾毫無任何參與感,覺得拿不到實際的利益,那麼民眾會對現在這個政府欠缺認同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當然真實世界的運作沒那麼簡單,因為目前地球上所有社會的結構,依照權力大小區分,都有現存的少數「擁有權力者」以及多數的「無權力者」。少數有權力者要讓多數人可以認同其行動,不出兩種辦法:

一者,拿出讓無權力者能夠接受的條件。

二者,利用傳統文化、教育塑造等,讓民眾產生當奴隸的習慣(註:habitus)

 

民主國家,不過是有權者比較會開條件,而在獨裁傾向較重的國家,則習慣讓民眾產生當奴隸最快樂的錯覺。

 

也就是這些有權、無權者組成了一個個的團體與組織(註:這些組織的結構到底是趨向專制性的還是民主性的就先不論),這些團體組織,為了其利益在國家內進行鬥爭。至於鬥爭是屬於拿槍對幹的內戰,還是拿鈔票互丟的選戰,本質差別都不大。但無論如何,權力者本身的鬥爭,是以爭取更大的權力,進而成為一方之霸,來獲取更多利益,這點從未變過。

 

所以,就以戰略學的權力角度來看,民主制度提供的是一個平台,讓各方權力者可以在此平台上公開喊價,以獲取最多人支持,在此規則下得到更大的權力。意即:

 

【民主制度是權力的市場機制】

 

權力者要競相喊價,以獲取民眾的支持;無權力者則再依照市場規則,獲取自己的利益,更進一步的提高多數人的權力,目的是達到一個動態的均衡。因為權力具有集中的特性,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雨水會逐漸的累積到大小不一的水窪。民主制度就像是丟石頭,從平地或是其他小水窪中挖石頭與砂土丟到大水窪中,讓積水不斷的往外灑出、溢出,也同時把這個洞慢慢填平。(註:所以重點是在讓權力可以流動,不要長期累積在同一地方)

 

所以,我們才會說民主的一些病徵,需要加以解決,但不能為了除一時之痛,而選擇獨裁專制來根治。沒有民主當然就不會有民主病,這是邏輯上的必然。

 

在第三世界等新興民主國家常見的病徵,就是多數暴力,佔較多數的人強力通過對自己有利。這些對其他少數的人不利的法案,程序上完全合法,但本質上就是掠奪。因為就以筆者的角度來看,民主國家的特點是權力分享,雖然每一個人分享到的很少很少(註:至少在投票日有。),但並非完全是零。

 

在這種多數暴力下,實質等同少數人的權力為零,本質上是錯誤的。因此我們需要憲法,用以保障少數人基本權利,可以不受多數人惡意的掠奪;因此我們需要第四權 媒體,站在政府永遠的對立面。(註:在這種情況下,打破程序,尋求體制外的解決之道就是必然。)

 

包括台灣在內的民主國家,都是代議政治,一般人的權力在平時並不存在,選出的政客更不見得會替我們說話。所以我們需要任期制,好讓權力可以定期洗牌,讓這些政客為了保持權力,必須常常去「傾聽民意」;我們需要罷免權,可以在政客爛到極點時,可以早點把他踢下去以避免更大的傷害。(註:所以在台灣,所謂的選舉太多虛耗金錢,純屬虛構。不常常選、天天選,真以為這些政客會傾聽民意?)

 

故在戰略學的想法中,在台灣的政治制度中,怎樣才是符合公平、公義的,必須要從權力的集中去看待。「只要是可以促成權力的流動,使得集中的權力可以被打散,就是好的。」畢竟我們是民主國家,如果今天台灣是專制王權,筆者就會替國王建言:「要擴張政府權限、擁有任免官員的權力、削弱地方權力。」不過台灣是民主國家,筆者也不是什麼國策顧問或是王公貴族,一介小民在民主制度下要保護自己利益最好的辦法,絕對不是去支持大政府。(註:發生戰爭那算緊急狀況,例外討論)

 

也因此,我們強調台灣要有法治教育、真正的自由市場,目的都只有一個:「避免權力高度集中。」在我們討論台灣所有需要改革的政策前,都要從既有的結構去看「台灣是威權體制轉變的民主國家。」就因為台灣不是革命改變的,而是和平轉變的民主國家,大多數的舊權力者都有勢力殘餘,且直到今天還掌握絕大多數的資本、控制多數的媒體。

 

故在沒有普遍的法治概念前;在我們的市場秩序,可以真的不受這些舊貴族的干預前;在我們的教育體制可以從威權思想洗腦,改變成為訓練民主國家公民為目的前。去高倡尊重司法、信仰自由市場,根本就不會有權力分散的可能,狀況只不過是從合法的專制,變成合法的壟斷,對小老百姓來說根本沒有差。(註:若是今天沒有「三明治」打破媒體壟斷,反對派根本就沒機會)

 

以過去的例子來說,民進黨要衝撞體制,為什麼要打架跟激烈抗議?說穿了就是四個字:「沒人鳥你。」當你在議會中表決一定輸,所有的訴求通通上不了媒體版面,上得去的都是負面消息,正面的都會被斷章取義成負面,不打架要怎麼半?武裝革命嗎?(註:若是今天沒有「三明治」打破媒體壟斷,反對派根本就沒機會發聲,有管道可以和平的抗議,幹嘛一定要用暴力)

 

民主的本質,是民眾對政府根本上的不信任,所以權力的限縮是必然的,這在老牌民主國家的問題不大,主要是因為其第四權發達,民眾接收資訊管道多元。媒體的資金來源不是政府,媒體的客戶是民眾,滿足民眾是媒體的任務,當民眾不信任政府,媒體就會想盡辦法找出政客的缺失。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失能,並非民主制度出問題,而是媒體被掌控在既有的權力者手上,這些媒體已經成為純粹的宣傳與洗腦工具。

 

台灣的媒體是舊權力者的宣傳工具,並不具備民主國家永遠監督政府的特性,所以出現三明治的新媒體,是打破壟斷的方法。也許讀者會認為,這些媒體也沒有多中立公正,反對黨的政客也沒有多在乎社會公義,但權力的流動本就是這樣,期待一次到完美是不可能的。就以戰略學的立場來說,新的媒體是工具,目的是為了要促成權力的流動,媒體如果都有立場,正好可以狗咬狗,互咬反對的政客。(註:權力者互咬,對我們無權力的民眾最好,可以逼他們花多餘的資本討好我們)

 

以筆者的角度來說,所謂的公平並非是程序上的合法,而是實際上的結果,是否可以達成權力的流動。戰略談的是生存,國家有機體的生存有賴協調與恆定,權力若無法進行流動,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其他多數民眾,連投票時的權力,都被「慣性」制約住。人民怎麼可能會有未來?不過是奴隸與高等奴隸的差別。(註:此處指的是民主國家,專制政權的話,這種作法就是對的)

 

不要忘了,現在所有的法律與秩序,都是舊勢力者去制定的,他們制定的都是對自己絕對有利的規矩。若今天台灣的司法、媒體的權力都可以獨立,不再受這些舊權力者的控制,在此新的秩序下他們仍有能力可以獲取權力,那是他們利害。但在這些舊權力者的權力被打散前,談論公平與公義只會是表像。(註:連轉型正義都無法執行,宣稱現在的體制是公平公義的,根本是鬼扯)

 

筆者在乎的是權力的流動,因為在民主國家中,不相信政府是基本概念。政府就是權力的集合體,若此龐大的集合體沒有任何權力流動,階級一代一代複製,決定你未來的是出生背景,而非你的努力,那麼權力就是一灘死水,死水就會逐漸腐臭。在此制度下產生出的權力結構就是不公平的,在此環境下權力的分配都是不公義的,這都需要去改革。

 

不動的就是一灘死水,一個階級無法流動的社會,又不能在教育與宗教上對下層階級洗腦,讓他們放棄抵抗。自古以來只會有一個結果 流血造反。民主國家的正義就存在其民主兩個字的內涵 國家權力由全民分享作主,若作不到,一切就休談。

 

高唱階級不該流動的人,認為少數就該徹底服從多數,支持只要程序合法就可以搶奪少數人的資本。這類人比較適合活在專制政體,或是卡斯特社會體系。(註:而且他們認為自己一定在上層,下層人生而活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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